COP31安塔利亚开幕——“双主席国”模式下的“落实”大考
发布时间:2026-11-12
2026年11月9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十一次缔约方大会(COP31)在土耳其安塔利亚开幕,来自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会,会期持续至11月20日,其间11日至12日举行领导人峰会。本届大会首次采用“双主席国”模式:土耳其担任大会主席国,负责推动气候行动议程;澳大利亚担任谈判主席,主导各国正式谈判。大会主题被土耳其定为“落实的COP”,围绕减排目标及落实、气候融资、适应与韧性三大主线推进,目标是将往届承诺转化为“可落地、可量化的成果”。然而,这场“落实”大考面对的气候账本并不乐观:UNEP《2026年排放差距报告》明确,将升温控制在1.5℃以内且“有限超调”的机会已经丧失;全球1至9月平均地表温度已比工业化前高出约1.47℃,2026年将成为有记录以来最暖的4个年份之一。当“承诺”的阶段正在落幕,“执行”的考题才刚刚摆上桌面。
一、“双主席国”:一次为解决申办僵局而生的制度创新
COP31的“双主席国”安排,并非事先设计的治理蓝图,而是一场申办竞争的政治妥协。
澳大利亚与土耳其均希望主办本届大会,双方最终在2025年COP30期间达成一致:土耳其担任COP31主席国,澳大利亚担任谈判主席国。根据双方达成的“模式”文件,COP31主席指派一名澳大利亚代表担任“谈判主席”和“COP副主席”,后者“在谈判中拥有专属权力”,领导谈判的职能在会议期间委托给澳方。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对此的表述是,澳大利亚将担任会前和会中的谈判主席,“以增进太平洋地区利益”。
分工的实质是行动议程与谈判进程的分离。土耳其牵头推进的是自愿性、非约束性的行动议程,覆盖清洁能源转型与电气化、零废弃物与甲烷减排、韧性城市、绿色工业化、粮食安全、青年与教育等领域。澳大利亚主导的则是正式谈判流程,重点推进气候融资、公正转型及减排承诺落实等核心议题的规则敲定。
这一分工的潜在优势在于,行动议程可以绕开谈判桌上旷日持久的程序博弈,以“自愿联盟”的方式先行推进务实合作;谈判轨道则由一个明确对太平洋岛国利益负有道义承诺的主席国主持,理论上更有利于脆弱国家的诉求进入文本。但其风险同样清晰:两套轨道之间缺乏制度性的强制衔接机制——行动议程产出的“最佳实践”和“自愿承诺”,能否转化为谈判文本中的约束性条款,取决于两个主席国之间的协调质量,而非任何既定规则。有媒体分析直言,这一特殊安排“凸显各方推进气候治理的诚意,但也对谈判统筹和协调提出更高要求”。
二、三大主线的“考题”:1.5℃失守之后,落实意味着什么?
COP31的三大主线——减排、融资、适应——每一项都对应着一组已经无法回避的硬约束。
减排主线的背景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UNEP在COP31开幕前发布的《2026年排放差距报告》给出了一个此前从未使用的判断:“将1.5℃排放差距以‘无超调或有限超调’方式弥合的机会已经丧失”。报告勾勒的“最低可能超调”情景显示,全球升温将在本世纪中叶达到1.7至1.8℃的峰值,随后在本世纪末回落至1.5℃或以下——这一路径要求全球排放到2030年较2025年水平削减18%,到2035年削减45%,到2040年削减69%。换句话说,“落实”在减排维度上的含义已经不再是“如何守住1.5℃”,而是 “如何把超调的幅度压到最小、把超调持续的时间缩到最短”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表述是:“超调不是投降”,“我们仍然可以让它尽可能小、尽可能短”。
融资主线的核心矛盾从“承诺规模”转向“管道畅通”。 COP29确立的目标是:到2035年发达国家每年至少筹集3000亿美元,全球每年至少筹集1.3万亿美元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气候行动。COP31开幕当日释放的信号是,不仅要为这两个数字“明确实现路径”,更要解决发展中国家获取资金的现实障碍。《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斯蒂尔在开幕致辞中列举的“必答题”包括:兑现适应资金三倍增长目标、解决各国在获取已承诺资金方面面临的巨大困难。有分析将COP31融资议题的预期突破方向概括为 “管道疏通”而非“水源补给” ——土耳其推动的“气候实施桥梁”机制不设新基金,而是通过试点国将国家气候目标转化为可融资项目,对接现有资金池。这一思路的务实之处在于承认了现实:在资金总量增长有限的条件下,让已有的钱“流得动、拿得到”,本身就是落实的一部分。
适应与韧性主线则与“第二次全球盘点”的启动相交织。 COP31在常规议程之外承担着一项正式程序使命:启动《巴黎协定》规定的第二次全球盘点。2023年的第一次盘点已经确认了集体行动与1.5℃路径之间的显著差距;第二次盘点的任务,是评估各国在适应领域运用此前商定指标的进展,并推动完善公平转型机制。盘点的结果不会自动产生新的约束,但它将为下一轮国家自主贡献的更新提供集体评估的基准——“落实”在这里的含义,是让每一轮承诺的更新都建立在可核查的进展之上,而非重新从零开始谈判。
三、“落实”的机制:电气化、甲烷与那些“看不见的距离”
在谈判主线之外,土耳其主导的行动议程试图为“落实”提供一套可操作的抓手。
最受关注的是 “35 by 2035”全球电气化倡议:到2035年将电力在全球终端能源消费中的占比从目前的略高于20% 提升至35%,推动交通、工业和供暖领域更多使用电力。土耳其方面援引牛津大学学者的估算指出,广泛采用电气化技术,满足同等需求所消耗的能源总量有望减少约一半。配套的量化目标还包括全球废弃物增长量减半、建筑部门能源强度降低25% 等。
斯蒂尔在开幕致辞中则点出了另一条被低估的“落实”路径:甲烷行动与电气化相结合,可望将预测的全球升温幅度削减0.5℃,这是当前应对“超调”的最佳方式。这一判断将行动议程的两项优先事项——电气化与零废弃物/甲烷减排——从“各自独立的自愿行动”推向了 “共同作用于温控目标的组合工具” 的位置。
但行动议程的“落实”面临一个结构性约束:它的产出是自愿性、非约束性的。土耳其主席国对此的回应,是将自身定位为“桥梁”。COP31主席穆拉特·库鲁姆在开幕致辞中说,世界存在许多“看不见的距离”——能获得融资者与无法获得融资者之间、掌握技术者与需要技术者之间、能够抵御冲击的国家与脆弱社会之间,“气候外交的最大责任之一就是缩小这些距离”。这一表述将“落实”的衡量标准从“文本是否通过”扩展到了“承诺与人民生活实际改善之间的差距是否在缩小”,但后者恰恰是现有气候治理体系中最难以量化和问责的维度。
四、中国的位置与“落实”的多边底色
在COP31开幕前后的多边进程中,中国参与气候治理的路径同样指向“落实”层面。
中国在2025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宣布了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覆盖全经济范围温室气体净排放下降、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风光装机容量、森林蓄积量等一揽子量化指标。在国内制度端,“十五五”开局之年已形成《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的刚性考核框架、全国碳市场扩围至四大行业的市场约束,以及产品碳足迹标准体系的“急用先行”部署。这些制度安排共同构成中国履行2035年目标的执行底座——“落实”在中国语境下的含义,是将国际承诺转化为国内可考核、可追溯的政策工具。
在COP31的谈判轨道上,中国的立场侧重于维护多边进程的平衡与公平。中国在COP31筹备阶段的双边气候对话中反复表达的主张是:多边进程从谈判转向实施,要解决发达国家减排力度和提供支持不足的“老问题”,也要克服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阻碍集体努力的“新挑战”。这一立场与COP31“落实”主题的内在张力是一致的:没有足够的融资支持和公平的规则环境,“落实”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就缺乏可执行的条件。
结语
COP31的“双主席国”模式,是一场关于气候治理如何从“谈判”走向“执行”的制度实验。土耳其的行动议程提供了自愿合作的灵活空间,澳大利亚的谈判轨道承载着规则落地的刚性期待,而1.5℃有限超调窗口的关闭、3000亿美元融资的“管道”难题、以及第二次全球盘点的启动,共同构成了这场“落实”大考的评分标准。
当开幕致辞中反复出现“把承诺转化为可操作现实”的表述,当“落实”从一个会议主题变成衡量一切议程的尺度,COP31真正考验的,不是哪一个主席国的主持能力,而是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在“承诺时代”结束之后,是否具备将纸面目标转化为可核查行动的制度能力。安塔利亚给出的答案,不会在这一天揭晓,但它会在未来两周的每一份文本、每一次磋商和每一个“自愿承诺”是否附带执行路径的选择中,被逐一写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