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环保法实施后第一批被约谈的城市，重压之下，山东临沂以壮士断腕、刮骨疗伤的决心，大力推进大气污染综合整治，区域环境空气质量得到明显改善。就在广大市民为治霾点赞时，临沂市依法铁腕治污的行动被称为“休克式疗法”，并曝出停产整治导致“大批工人失业”、“企业因停产而面临资金链断裂的风险”、“高达千亿元的债务危机一触即发”等问题，临沂市铁腕治污引发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和争议。

一次约谈整改引起这么大的分歧和反弹，主要是因为触及了多个敏感话题：一是环保，二是就业，三是发展，四是稳定。这4个话题交织起来，放在任何一个地方，都会引发强烈关注。

　　有观点认为，临沂强力治污影响到了群众就业、社会安定、金融稳定。从调查结果来看，这一关联明显存在牵强附会之处。然而，在争论之中，这一观点确实转移了公众视线，误导了社会舆论。

　　也就是说，在这场争论之初，环保被绑架了，舆论被绑架了，地方政府被绑架了。这背后，有着复杂的利益博弈。

　　表面来看，这是污染企业和环保部门的博弈，是违法企业和环保法律的博弈。实际上，是两种不同发展模式、两种不同发展理念的博弈，是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的博弈，也是资本和政府的博弈。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临沂之争”看似一个环境问题，实则是经济问题、社会问题。争论的核心看似要不要强力治污，实则是要不要转型，要不要严格执行新环保法、落实中央有关政策。

　　纵观这次“临沂之争”，公众的关注点大致经历了这样一个变化过程：先是关注约谈整改影响了多少人就业，之后关注污染企业该不该关停，进而演变为关注当地的转型之困。这是一个逐渐接近问题实质的过程。

　　这些被停产整治的污染企业，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是赚了大钱的，在环保要求松的时候是赚了大钱的。如今，一被查处就喊冤叫屈，目的就是为了争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环保要求高了，企业不仅不愿为员工生计埋单，反而将本该自身承担的社会责任推给社会、推给政府，并企图将就业等社会问题作为与政府叫板的筹码。这是一种逃避责任的表现。

　　在这种喊冤叫屈声中，一个基本的事实容易被忽略。那就是，造成这些严重污染企业陷入困境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追根到底，并非当地政府的强力治污，而是当事企业长期不注重环保、屡屡违法生产所致。

　　事实证明，我们不能光指望这些严重污染企业来解决就业，不能光指望这种忽视甚至损害公共利益的企业来贡献财政。相反，只有严格执法，才能将守法是底线的理念传导给企业，企业才有可能持续发展，地方经济以及就业才有稳定之基。

　　在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表面利益与根本利益的比较中，相信我们的社会越来越会算明白账，政府越来越会算精细账，公众越来越懂得算生态账、健康账。

临沂不是一个孤案。当下中国，像临沂这样亟须强力治污、亟待转型升级的城市比比皆是。

　　从这一意义上说，这场“临沂之争”有着超越临沂本身的意义。它既提供了一个切实推动治污的样本，也真实地呈现了转型期所要面对的挑战。

　　如今，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已经形成共识，随着资源环境瓶颈约束的强化，过去那种拼资源、拼环境的发展模式已经没有了发展空间，已经到了非转型不可的地步。

　　同时，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公众对改善环境质量的诉求越来越高。任何一个企业、行业和地区的发展，只要与公众改善环境质量的诉求背道而驰，其发展道路就会越走越窄，最后难以为继。

　　转型升级有无捷径可走？偏重的产业结构调整恐怕是很多地方绕不开的一个难题：一些地方产能过剩很多，落后产能更是普遍，大部分处于产业链的底端，不但消耗大、污染重，而且效益低。

　　要改变这种局面，光靠修修补补是不行的，必须动大手术，甚至是伤筋动骨，有的要治理淘汰，有的要改造搬迁，有的则要转型升级，这些都不是轻易就能干成的。

　　从国内外一些地方及行业的发展实践来看，环境保护不仅不会影响经济发展，反而在经济转型中有着自己独特的优势，可以发挥优化经济发展的作用。

　　与其他方式推进转型较具弹性相比，环境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刚性更强，有的还有强制性，对于促转型调结构的作用更为明显。

　　在山东省内，就有类似鲜活的案例。山东造纸在分阶段逐步加严的环保标准倒逼下，实现了行业的整体转型升级，不仅大大减轻了环境污染，而且行业的整体实力有了几何级数的提升。

　　从总体来看，环保行动的升级并没有带来经济的下行。数据显示，1月~5月，临沂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幅全省第二，税收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列全省第三，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4.8%。随着时间的推移，环保促进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作用将日益显现出来。

　　当然，和临沂一样，对任何一个谋求转型的城市来说，挑战都是巨大的，都将面对财政、就业、发展等方面的问题，这考验着当地党委和政府的政治智慧、转型定力。

　　不难想象，在这场争论中，临沂市政府尤其是环保部门承受了巨大压力。面对质疑和指责，当地政府和环保部门没有自乱阵脚，依然坚定如初。这样的一种定力，对推进转型来说，尤为可贵。

　　在环境形势依然严峻、环境法治不断强化的当下，这是对环境法律的尊重，是对发展规律的尊重，是对生态环境的尊重，更是对公众健康的尊重。